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多么富有诗意的话，足可让人抛却一切功与名，带着红烧肉私奔天涯，或者骑着烂摩托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看你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诗与远方都是有钱人的时尚玩意，广大蚁民为了还贷忙碌奔波，只有眼前的苟且，难得看一眼头顶的星空。不得不说，古人比现代人活得从容潇洒。

又将到还贷日，此时此刻，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田园诗人祖宗陶渊明的《饮酒二十首》之五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……”

我一直弄不明白，陶五斗这首诗明明是讲房子的，干嘛非要扯上饮酒？而且还得到这么多牛人的推崇，难不成他也为房贷而借酒销愁？退一步说，如果买不起市区，可以买郊区啊，干嘛非要“结庐在人境”？

如果说，陶渊民的房子代表现实，那么他的诗歌则代表心结。虽然向往田园生活，但仍呆在人烟鼎盛繁华之市，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什么两样。所以大城市的生活为什么令人向往？重要的是在于她有人气、有资源、有娱乐、有酒喝，能让你的后代眼界更宽，发展起点更高。

陶渊明在《责子》一诗中说到自己的五个儿子没一个像自己，写诗不行，喝酒也不行，泡妞也不行，所以他感叹“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”这是典型的借酒销愁，逃避现实。

看来，陶渊明同志虽然自命清高，但懂得调侃现实，懂得妥协，所以革命小酒天天醉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的日子还是过得很潇洒的。

相比之下，杜甫就太过忧国忧民了，所以读杜诗觉得喝茅台都不是滋味。千古名篇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：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 杜甫先生的居住环境如此之恶劣，即使这样，他哭的还不是自己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为天下苍生而哭，如果真能实现他的理想，就算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

杜甫身一生多灾多难，与亲人聚少离多，好不容易当了个小官，正想接老婆孩子过来享福，偏半路上遇上安禄山“软温新剥鸡头肉，润滑初来塞上酥”作乱，于是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；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” 战乱使他穷愁潦倒，辗转飘落江湖。随后又成为党争的牺牲品，无奈举家开始晚年的逃荒生涯，“路有冻死骨”，天灾加战乱，四千文只能买一只老鼠（不是买来当宠物，而是用于果腹），问你怨不怨政府？还好在成都时，终于刷到了人品，在一个叫浣花溪的地方东拼西凑“众筹”建了一个房子，说老实话，在一个名字这么好听的地方建一间茅屋，的确大煞风景。但是千年之后，茅屋却成为供人瞻仰的风景。

可怜这位500年才出一位的诗圣，居无定所，却忧国忧民，后人评价他的诗风沉郁，翻译过来估计和抑郁差不多意思。没办法，谁叫他投错了时代，他太难了，苦难出诗人！世上之事这是如此唯物辩证。虽然杜甫一生唯艰，对居有定所、安定平静的向往一直在他内心未曾磨灭过。在漂泊动荡的岁月，也希望能够有一间房子可供栖身，这是千百年来国人共同的家园文化情怀。

不得不说，杜甫的境界比我们要高，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弄了间漏水的茅屋，但他想着的仍然是贫苦百姓，牵挂的是没有房子的人。这和当年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”的诸葛亮差不多，茅庐是他们心怀天下的象征。从这些伟人身上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，就算是身居茅庐，只要胸怀丰满的理想，有好酒有聪明的头脑，一样可以被人“三顾茅庐”，一样可以拥有诗和远方。

白居易在《卜居》中写道：“游宦京都二十春，贫中无处可安贫；长羡蜗牛犹有舍，不如硕鼠解藏身。” 韩愈在《示儿》中写道：“始我来京师，止携一束书。辛勤三十年，以有此屋庐。” 梅尧臣在《陶者》中写道：“陶尽门前土，屋上无片瓦。十指不沾泥，鳞鳞居大厦。”……生活向来都是不容易的，买房子更是不容易，“房子几万一平米，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这些人大大小小好歹也曾做过官，有的还有土豪朋友，在城市做“安居工程”尚且如此艰难，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。

虽然诗（词）人努力想在城市里买房，其实他们是很向往田园生活的。在他们笔下，田园生活都是简单而美好，新鲜而活力，物价便宜。辛弃疾在《清平乐·村居》写道：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”再看王维的《春中田园作》：“屋上春鸠鸣，村边杏花白。”

最出名的莫过于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一副醉情山水，怡然自得的样子，好不让人羡慕忌妒恨，只是在夜晚孤独寂寞的时候，东望长安忆帝都，内心的失意无奈之感，只可“高楼目尽欲黄昏，梧桐叶上萧萧雨。”不足以形容。

现代社会年轻人早让房价消磨了诗意与耐心，然而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回到在古代诗人们眼中富于诗意的农村田园，伴随着乡村振兴、旅游经济的发展，说不定另有一番天地，好运的话还真可以找到诗与远方，成就一代诗人也说不准。

（胡一刀，资深媒体人，现居东莞）